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。自“六五”普法实施以来，我国法治宣传教育逐步形成系统化、长效化机制。进入“七五”普法阶段，普法工作从基础性法律知识普及转向精准化、场景化实践应用，成为推动社会法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抓手。本文将从制度设计、实施路径、创新实践等维度，系统解析两个普法规划的衔接与发展。
一、顶层设计与机制建设
“六五”普法期间（2011-2015年），各地通过建立党委领导、部门联动的普法责任体系，形成了覆盖城乡的法治宣传网络。例如武汉市新洲区率先制定“谁执法谁普法”实施方案，明确47个重点部门普法责任清单，这种制度创新为“七五”普法（2016-2020年）的深化奠定了基础。
“七五”普法在组织架构上进一步升级，如宁国市经信局建立“局长挂帅、科室联动”的三级普法体系，将法治教育纳入年度考核指标，并实行学法时间量化管理（行政干部年学法≥40学时）。这种机制创新使普法工作从“软任务”转变为“硬约束”，下表对比了两个阶段的机制差异：
| 维度 | 六五普法 | 七五普法 |
|---|---|---|
| 领导机制 | 成立普法领导小组 | 建立绩效考评制度 |
| 经费保障 | 人均2元标准 | 实报实销专项经费 |
| 学法形式 | 集中宣讲为主 | “线上+线下”融合 |
二、重点对象精准普法
两个普法规划均强调分层教育的重要性。在领导干部层面，“七五”普法要求完善中心组学法制度，宁国市通过“领导干部年度述法”“行政诉讼旁听”等方式，将法治素养纳入干部晋升评价体系。对比“六五”时期单纯的理论学习，这种实践型学法使领导干部出庭应诉率提升40%。
针对青少年群体，普法形式实现跨越式创新。新洲区建立120所校园法务室，开发《法治动漫课》，通过“模拟法庭”“法治夏令营”等场景教学，使青少年犯罪率下降25%。而“六五”时期主要依赖法制副校长制度，存在形式单一、参与度低等问题。
三、载体创新与场景融合
“七五”普法在传播渠道上实现三大突破：一是新媒体矩阵建设，如“新洲司法”公众号日均推送案例解读，单条普法短视频最高点击量达50万次；二是文化阵地升级，阳逻街道打造法治主题公园，将《民法典》条文转化为互动装置艺术；三是精准普法工具开发，2025年某市城管局试点AI普法机器人，实现24小时智能法律咨询。
传统普法活动也焕发新活力。如武汉市将“花朝节”民俗活动与反诈宣传结合，通过法治灯谜、普法戏曲等载体，使单场活动辐射人群突破3万人次。这种“文化搭台、法治唱戏”的模式，较“六五”时期的横幅标语宣传，群众接受度提升60%。
四、监督考核与长效发展
考核机制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管理。宁国市经信局建立“月度学法档案”，实行“学分制”考核，未达标者取消评优资格。而“六五”普法多依赖年终检查，存在突击应付现象。部分地区创新监督方式，如某市城管局设置“执法红黑榜”，将投诉率与绩效考核直接挂钩。
长效发展需要多方协同。商务部在“八五”普法规划中提出建立“普法积分制度”，市民通过参与答题获取公共服务优惠。这种激励机制将普法从单方面输出转变为社会共建行为，值得后续普法规划借鉴。
从“六五”到“七五”普法，我国法治宣传教育实现了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战略转型。数据显示，2020年群众法律知晓率较2015年提升34%，行政复议案件败诉率下降18%。但普法工作仍存在三大挑战：基层普法经费保障不足、新业态法律盲区凸显、涉外法治教育滞后。
未来普法工作应聚焦三个方向：一是构建“智慧普法”生态系统，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普法数据确权；二是建立企业合规激励机制，将普法成效与信用评级挂钩；三是加强国际法普及，服务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。只有持续创新普法模式，才能为法治中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