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水浒传》第二回“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”以高俅发迹为引，揭示了北宋末年官场腐败与社会动荡的根源，同时通过王进、史进等人的命运，展现了个人反抗与群体觉醒的萌芽。以下结合情节与主题，分点阐述阅读感想：
一、官场腐败：乱自上作的根源
高俅从市井无赖晋升为太尉的过程，是北宋官场堕落的缩影。他凭借蹴鞠技艺谄媚端王（即宋徽宗），得势后公报私仇，逼走王进。这一情节不仅批判了封建官僚体系的任人唯亲，更揭示了“乱自上作”的主题。金圣叹评点道：“不写高俅，便写一百八人，则是乱自下生也；不写一百八人，先写高俅，则是乱自上作也。”——统治阶层的道德崩塌，直接催生了民间反抗的燎原之火。
二、王进之逃：个人与时代的悲剧
王进作为八十万禁军教头，因父亲曾击败高俅而遭迫害，其逃亡之路极具象征意义。他选择隐忍避祸而非直接反抗，映射出正直之士在腐败体制下的无奈。但王进传授史进武艺的行为，又暗示了反抗火种的传递。这一人物既是对“”的铺垫，也暗含作者对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关系的思考：当体制失去公正，个体的选择往往在妥协与觉醒间挣扎。
三、史家庄之变：民间秩序的瓦解
史进从世家子弟到落草为寇的转变，揭示了民间社会在夹缝中的生存困境。他因结交少华山好汉被官府诬陷，最终烧庄逃亡，反映了两个关键问题：
1. 民匪界限的模糊：史进与朱武等人结义，实为民间自治力量对官府无能的替代；
2. 法制的失效：华阴知县以“私通草寇”之名围剿史家庄，实为权力滥用，迫使良民成为“反贼”。这种“逼上梁山”的叙事模式，为后续群像反抗埋下伏笔。
四、现实隐喻：历史与当下的共振
这一回对当代仍有警示意义：
五、艺术特色：草蛇灰线的叙事智慧
作者以高俅发迹开篇，通过“由奸引忠”的手法，将庙堂与江湖两条线索交织：
《水浒传》第二回如同一面棱镜，折射出封建社会的多重裂痕。它既是对“”的历史注解，也是对人性与权力的永恒诘问。王进的隐忍与史进的爆发，恰似暗流与浪涛，共同推动着时代巨轮驶向梁山泊的悲壮篇章。读此一回，当思：治世之道，不在压制反抗，而在根治腐败；不在严刑峻法，而在公义人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