端午节，承载着两千余年的文化积淀，是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不可或缺的符号。古往今来，文人墨客以诗歌为舟，载着对先贤的追思、对民俗的描摹、对家国的忧怀，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无数隽永的诗篇。唐代文秀的《端午》堪称典范之作——“节分端午自谁言，万古传闻为屈原。堪笑楚江空渺渺，不能洗得直臣冤”——短短四句，既点明了节日起源，又暗含对现实的讽喻，更以“楚江”与“直臣”的意象交织出永恒的文化张力。这种以四言绝句凝练端午精神的创作传统，成为后人理解节日内涵的重要窗口。
一、历史渊源与诗歌传统
端午节的起源与屈原的关联，早在南北朝时期《荆楚岁时记》中已有记载，而诗歌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，更将这一传说升华为民族集体意识的象征。唐代文秀以“万古传闻为屈原”的论断，将屈原投江与端午习俗的因果关系诗化为历史定论。这种创作并非孤例，宋代梅尧臣在《五月五日》中亦写道：“屈氏已沉死，楚人哀不容”，通过“沉死”与“不容”的对比，强化了屈原作为悲剧英雄的符号意义。
历代诗人对屈原精神的传承呈现多维面向。元代贝琼在《己酉端午》中慨叹“汨罗无处吊英灵”，明代边贡则在《午日观竞渡》中借“屈子冤魂终古在”表达对气节的坚守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清代李静山虽未直接提及屈原，却在《节门令·端阳》中以“雄黄酒”“菖蒲”等意象暗示驱邪避疫的民俗，暗合屈原“香草美人”的比兴传统。这种或显或隐的书写策略，折射出诗歌对文化基因的创造性转化。
二、艺术手法与文学价值
四言绝句的凝练之美，在端午诗歌中体现得尤为显著。文秀的《端午》以“自谁言”发问，再以“万古传闻”作答，短短十字即完成历史叙事与价值判断的双重表达。这种问答结构在宋代张耒《和端午》中发展为递进式抒情：“竞渡深悲千载冤，忠魂一去讵能还”，前句陈述事实，后句升华情感，形成情感浓度的叠加。
意象系统的构建是此类诗歌的另一艺术特征。唐代殷尧藩的“榴锦年年照眼明”以石榴花的艳丽反衬人生易老的惆怅，宋代苏轼的“彩线轻缠红玉臂”则通过色彩与质感的细腻描摹，将端午佩饰的民俗转化为视觉美学。而“楚江”“沧浪”“艾符”等高频意象，经过历代诗人的反复书写，逐渐固化为端午文化的诗意代码。
三、民俗意象与情感表达
端午诗歌中的民俗书写具有双重功能：既是对节日场景的实录，亦是对文化身份的确认。陆游在《乙卯重五诗》中描绘“粽包分两髻，艾束著危冠”，将饮食习俗与服饰文化并置，构成完整的节庆图景。杜甫《端午日赐衣》则通过“细葛含风软，香罗叠雪轻”的工笔细描，展现宫廷赐衣制度背后的礼仪文化，使诗歌成为研究唐代典章制度的特殊史料。
诗人们的情感投射在民俗书写中呈现出多元面向。汤显祖在《午日处州禁竞渡》中发出“舟楫何劳吊屈来”的诘问，表面质疑竞渡习俗的形式主义，实则寄托对屈原精神异化的隐忧；而舒頔在《小重山·端午》中痛陈“谁复吊沅湘”，则是借民俗凋零暗喻文化精神的式微。这种以俗写雅、以物言志的手法，拓展了诗歌的思想深度。
四、文化传承与当代启示
端午诗歌的经典化过程，本质上是文化记忆的再生产。从李白“屈平词赋悬日月”的崇高礼赞，到文天祥“国亡身殒今何有”的历史叩问，诗人通过对屈原精神的不断重构，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价值。明代陈子龙在《五日》中写道：“吴天五月水悠悠，极目烟云楚江秋”，将地理空间与历史时间交织，创造出跨越时空的对话场域。
在当代语境下，端午诗歌的传播面临新挑战。据《2023年中华诗词数字化报告》，仅有17%的年轻人能完整背诵四句以上端午古诗。对此，学者提出三条活化路径：一是将古诗意象转化为视觉符号，如故宫文创推出的“榴花照眼”系列；二是借助新媒体进行跨界创作，如《经典咏流传》对《乙卯重五诗》的谱曲传唱；三是建立地域性诗歌地图，如汨罗江畔立碑镌刻历代端午诗作，实现文化记忆的空间锚定。
端午节古诗如同一面棱镜，折射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光谱。从文秀四言绝句的历史定调，到苏轼、陆游的民俗写意，再到边贡、陈子龙的哲思升华，诗人们以简驭繁的艺术智慧，将个体情感升华为集体记忆。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，这些诗作不仅是审美的对象，更是身份认同的基石。未来的研究可向两个方向深入：一是比较研究东亚各国端午诗歌的异同，揭示文化传播的路径；二是运用数字人文技术，构建端午诗歌的语义网络图谱，为传统文化创新提供数据支撑。让古老的诗歌在当代焕发新生，正是对屈原“路漫漫其修远兮”精神的最好回应。
